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10-0150-09 “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1949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开篇如是追问道。齐思和认为，“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而近百年西洋史学之所以超过中国，“不但是由于西洋历史家的努力，而且是整个西洋文化进展的结果”，西洋的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对于史学发生了空前的影响”。①时过近七十年，重温齐思和之问，笔者关心的要点不在于“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史学是否有进步与落后之别大可讨论，而在于这种落后的焦灼感并非个别的一时现象，如果以百年为单位来审视的话，可以说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是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关系的反映，是时人思考和实践“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从全球范围思考，进行地方性实践——的产物。 回顾以往的历史叙事，美国历史学家特莱恩·斯托恩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叙事样式：古希腊“训诫的历史”(exemplar history)，包括中国对“传统的敬畏”(traditional piety)，18世纪以降“发展的历史”(developmental history)以及以社会史为代表的“功能-结构的历史”(functional-structural history)。②在中国，1980年代中叶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虽然欠乏理论自觉，但提示了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1990年代兴起的学术史研究虽然令人对本应成为学术常识的这一“显学”感到费解，但内含了重审近代的可能性。当世纪翻开新的一页，关于近代知识的研究悄然勃兴，就其荦荦大端，有制度、学科、观念、新名词等，出版了若干相关的研究论著。③论者在讨论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和再生产的过程时发现，一些译自西方的概念，借用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说法，既是东亚“近代”出现的标志(Indikator)，又是影响其进程的“要素”(Faktor)。④概念史既是亚洲各国自我主张的依据，亦是理解他者的桥梁，同时通过概念史研究还可以从“现代性”(modernity)的角度展开与西方的对话。以下，本文首先考察概念史在中国兴起的缘由，继而梳理德国概念史的基本理念和源流，最后讨论概念史方法在中国运用的问题。 所谓近代，如果不避粗糙而取其最大公约数的话，是指时间、空间、人群以及秩序等由“杂质性”迈向“匀质化”的过程。微观史学大家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在《奶酪与蛆虫》一书中谈到16世纪末发生的一桩无法按以往标准归类的异端事件。原来，伴随古腾堡印刷术所带来的新知识的普及，异端梅诺乔(Menocchio)脑海中的旧知识和新知识发生了龃龉，他抨击教会，称爱邻人比爱上帝更为重要。⑤知微见著，金斯伯格揭示了由混沌而清晰的欧洲近代知识发生的契机，这种知识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发酵，在1800年前后其轮廓清晰起来。概念史研究的先驱布鲁内尔(Otto Brunner)称之为“门槛时代”(Schwellenzeit)，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则将其命名为“马鞍时代”(Sattelzeit)的开端。⑦ 晚于欧洲一百余年，19世纪的中国和东亚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更替，固有的知识无法对应新时代，新时代在扬弃以往的知识体系。1873年，李鸿章奏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⑧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憧憬中国，甚至有儒者从日本桥迁至品川后会高兴地说：“离唐土近了二里”；从芝口搬到河崎后则说：“离中华近了一点”。⑨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文明开化”，为解决财政危机，突然宣布废除旧历法而改用新历法：1872年12月13日为1873年1月1日。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官方和民间各过其年，有道是城里过“明治的正月”(新历)、乡下过“德川的正月”(旧历)。上述中日两国发生的事象揭示了在旧与新、东与西碰撞下同时代人的恍惚。 对于近代知识由杂质而匀质、从混沌到清晰的变化，欧洲学者的研究异彩纷呈。法国“年鉴学派”通过心性史、社会史之考察，展示了近代前夜——中世纪晚期蠕动的多种变化；德国布鲁内尔的“社会史”和孔茨(Werner Conze)的“结构史”旨在究明社会变动的内在结构；在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研究揭示了特定语境下历史转折的契机。无论是关注深藏在变化表层之后的结构，还是关注人心中的情感、信仰、思想，抑或关键时点上的转折，学者们试图揭示“近代”缘起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