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

作 者:
孙江 

作者简介:
孙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46)。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概念史是近年在国际上流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检索了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历程后,探讨了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意义。要推动符合中国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首先需要理解概念史在德国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在回顾了德国概念史的特征及其变化后,本文提出了研究中国概念史的四化标准: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化。按照这个原则,南京大学正在推动围绕100个关键概念的中国概念史研究,以期通过这些既是中国“近代”出现的标志,又是影响中国“近代”进程的要素的关键概念之研究,揭示中国“近代”的“全球本土化”特征。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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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10-0150-09

       “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1949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开篇如是追问道。齐思和认为,“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而近百年西洋史学之所以超过中国,“不但是由于西洋历史家的努力,而且是整个西洋文化进展的结果”,西洋的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对于史学发生了空前的影响”。①时过近七十年,重温齐思和之问,笔者关心的要点不在于“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史学是否有进步与落后之别大可讨论,而在于这种落后的焦灼感并非个别的一时现象,如果以百年为单位来审视的话,可以说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是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关系的反映,是时人思考和实践“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从全球范围思考,进行地方性实践——的产物。

       回顾以往的历史叙事,美国历史学家特莱恩·斯托恩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叙事样式:古希腊“训诫的历史”(exemplar history),包括中国对“传统的敬畏”(traditional piety),18世纪以降“发展的历史”(developmental history)以及以社会史为代表的“功能-结构的历史”(functional-structural history)。②在中国,1980年代中叶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虽然欠乏理论自觉,但提示了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1990年代兴起的学术史研究虽然令人对本应成为学术常识的这一“显学”感到费解,但内含了重审近代的可能性。当世纪翻开新的一页,关于近代知识的研究悄然勃兴,就其荦荦大端,有制度、学科、观念、新名词等,出版了若干相关的研究论著。③论者在讨论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和再生产的过程时发现,一些译自西方的概念,借用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说法,既是东亚“近代”出现的标志(Indikator),又是影响其进程的“要素”(Faktor)。④概念史既是亚洲各国自我主张的依据,亦是理解他者的桥梁,同时通过概念史研究还可以从“现代性”(modernity)的角度展开与西方的对话。以下,本文首先考察概念史在中国兴起的缘由,继而梳理德国概念史的基本理念和源流,最后讨论概念史方法在中国运用的问题。

       所谓近代,如果不避粗糙而取其最大公约数的话,是指时间、空间、人群以及秩序等由“杂质性”迈向“匀质化”的过程。微观史学大家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在《奶酪与蛆虫》一书中谈到16世纪末发生的一桩无法按以往标准归类的异端事件。原来,伴随古腾堡印刷术所带来的新知识的普及,异端梅诺乔(Menocchio)脑海中的旧知识和新知识发生了龃龉,他抨击教会,称爱邻人比爱上帝更为重要。⑤知微见著,金斯伯格揭示了由混沌而清晰的欧洲近代知识发生的契机,这种知识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发酵,在1800年前后其轮廓清晰起来。概念史研究的先驱布鲁内尔(Otto Brunner)称之为“门槛时代”(Schwellenzeit),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则将其命名为“马鞍时代”(Sattelzeit)的开端。⑦

       晚于欧洲一百余年,19世纪的中国和东亚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更替,固有的知识无法对应新时代,新时代在扬弃以往的知识体系。1873年,李鸿章奏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⑧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憧憬中国,甚至有儒者从日本桥迁至品川后会高兴地说:“离唐土近了二里”;从芝口搬到河崎后则说:“离中华近了一点”。⑨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文明开化”,为解决财政危机,突然宣布废除旧历法而改用新历法:1872年12月13日为1873年1月1日。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官方和民间各过其年,有道是城里过“明治的正月”(新历)、乡下过“德川的正月”(旧历)。上述中日两国发生的事象揭示了在旧与新、东与西碰撞下同时代人的恍惚。

       对于近代知识由杂质而匀质、从混沌到清晰的变化,欧洲学者的研究异彩纷呈。法国“年鉴学派”通过心性史、社会史之考察,展示了近代前夜——中世纪晚期蠕动的多种变化;德国布鲁内尔的“社会史”和孔茨(Werner Conze)的“结构史”旨在究明社会变动的内在结构;在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研究揭示了特定语境下历史转折的契机。无论是关注深藏在变化表层之后的结构,还是关注人心中的情感、信仰、思想,抑或关键时点上的转折,学者们试图揭示“近代”缘起的秘密。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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