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污染环境罪未遂的范围扩张与类型修正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情树,法学博士,华侨大学法学院/地方法治研究中心/案例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员。福建 泉州 362021

原文出处: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将《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之后,其犯罪形态与罪过形式必须重新解释。其中,犯罪形态是由“严重污染环境”的性质所决定,因此,其犯罪形态必须结合司法解释就“严重污染环境”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在污染标准功能定位的问题上,“严重污染环境”是污染环境罪的既遂标准,而不是单纯的入罪标准,没有达到“严重污染环境”标准的污染环境行为仍可能被认定为污染环境罪未遂,这就必须扩大污染环境罪未遂的成立范围。在刑法典不特别增设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情况下,污染环境罪未遂的类型以及处罚体系必须重新确定,以实现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预防环境犯罪的提前化,从而更有利、更全面地保护生态环境。


期刊代号:D414
分类名称:刑事法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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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925.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8)05-0045-11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将《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并将原来条文中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此番修改大大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和指控难度,提高了司法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以下简称《2013年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解释。2016年底“两高”又制定了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以下简称《2016年解释》),对《2013年解释》作了全面修改和完善①。上述两部司法解释都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作出了具体的解释,设定了具体的标准。但司法实务对污染环境罪中的“严重污染环境”到底是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结果,还是成立污染环境罪既遂的结果的问题上尚存争议②。换言之,如果污染环境行为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设定的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到底是不成立污染环境罪,还是仍可能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未遂?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将极大影响司法实践对环境犯罪的治理,也影响着污染环境罪成立的范围。本文以《刑法》第338条规定和《2016年解释》为根据,以污染标准为视角,结合刑法的基本理论,尝试对我国刑法中污染环境罪未遂的成立范围和类型进行新的解释,希望有助于污染环境罪的实务认定与惩治。

       一、司法实践认定污染环境罪未遂范围的偏差

       案例1:2016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被告人张甲伙同张乙驾驶装载危险废物的罐车,行至东营市东营区某一村庄泵站附近后,放下软管准备将车罐内所装的危险废物倾倒到河渠内,结果被周边群众发现并报警。张乙见状后趁乱逃窜,后被在附近麦地春灌的村民张丙驾驶的罐车拦停,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到达现场,将罐车司机张甲抓获,并扣押他所驾驶的罐车。后经专业机构检测,罐车所装的8吨危险废物中苯、甲苯、二甲苯的含量分别为4000 mg/L、10600 mg/L、14300 mg/L,严重超出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含量标准。2016年12月,检察机关以张甲犯污染环境罪为由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甲违反国家规定倾倒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关于废液数量,根据相关情况,应当认定危险废物的数量为8吨。此外,被告人张甲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因被附近群众发现而致犯罪未得逞,系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最后法院以被告人张甲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扣押的作案罐车及危险废物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依法进行处理[1]。

       案例2[2]:2014年8月,被告人王某将其经营南京某化学公司产生的62桶化工废液(约15吨)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被告人朱某处置。后朱某伙同被告人葛某将该批废液运至某工厂厂区内露天存放。2015年3月初,被告人朱某、葛某预谋将该批废液运至某矿坑倾倒。2015年3月4日,该批废液被运至某矿坑附近时被环保局当场查获。经环保部门监测,该批化工废液为危险废物。在本案中,由于两被告人的行为已经对污染环境造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且意欲非法处置3吨以上,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未遂。

       可以看出,如果上述两个案例中的被告人已经着手实施了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从而认定为犯罪未遂并无不当。但如果行为人仅仅是将危险废物拉到倾倒地点附近,尚未着手实施倾倒行为,则应该认定该行为为污染环境罪的犯罪预备。但不管如何,上述两个案例中的被告人所实施的污染环境行为均已经构成了污染环境罪。而如果上述两个案例中的被告人已经实施了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即已经将危险废物随意倾倒到了某个保护地点,但因为倾倒的危险废物(包括将要倾倒的危险废物)没有达到3吨以上,比如,行为人只倾倒了2.8吨的危险废物,司法机关则会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

       可显而易见的是,后者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比前者大得多。因为前者仅仅是对环境污染造成了某种危险,而后者则造成了污染环境的现实损害结果,但前者构成了污染环境罪未遂或者预备,而后者却连污染环境罪都不构成,这样的处理并不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也非常不利于对环境进行全面、有力的保护。这种矛盾的背后不仅涉及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环境”的性质与功能定位,也关涉传统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污染环境罪未遂范围的认定是否合理的问题。

       二、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环境”的性质与功能

       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来看,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和环境对人类的报复均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的法治国家,不约而同地寄希望于重在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机制,纷纷着手建立严密甚至是严厉的环境法律保护体系。其中,刑法规范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惩罚、威慑和预防功能,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公认,刑法逐渐成为规制环境污染犯罪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3]。我国也紧跟域外环境法治潮流,于1997年《刑法》第338条便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该条的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过失犯,其设定的入罪条件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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