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产品不召回的刑事责任

作 者:

作者简介:
黎宏,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康爽,清华大学法学研究生。

原文出处: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内容提要:

对于缺陷产品不召回的刑事责任问题,应通过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理论进行分析。排他支配设定说从对因果进程设定排他性支配的角度,来限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能够合理地解释产品召回义务:生产者是通过左右消费者对缺陷产品危险性的认知,而主动设定了对“缺陷产品处于流通领域进而引发安全事故”这一因果进程的支配;在企业内部发生人事变更的情况下,继任者是根据其任职期间的地位和权限,以中途介入的方式对因果进程的发展方向起到支配作用;产品缺陷致生损害的因果进程并不指向特定的消费者,因而无论是亲自购买产品的消费者还是其他第三人,都应当在保护范围之内。


期刊代号:D414
分类名称:刑事法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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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F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502(2018)005-038-017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侵权法或者产品责任法的领域,生产者、销售者对于既已投入流通的“缺陷产品”①负有召回义务,这一点已经被我国实证法明确认可。②尽管民法上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应的补救义务,但是生产者、销售者也可能会因为各种利益的权衡而缺乏采取补救措施的动力,甚至可能在发现产品缺陷后故意隐瞒、放任危害发生。③那么,缺陷产品的召回义务是否能够成为刑法上的一项义务,亦即,在本来能够通过采取召回措施防止缺陷产品的危险转化为实害结果的情况下,相关主体是否可能因其不召回的行为而承担某种刑事责任(构成犯罪),则成为问题。④

       关于缺陷产品不召回的刑事责任问题,国外学说的讨论和争议主要体现为两个层次:

       首先,对于此类问题,应采取何种理论模式(过失犯模式或是不作为犯模式)分析解决。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和日本相继出现了相关判例,对不召回缺陷产品的行为追究了刑事责任,罪名主要涉及过失伤害罪、业务过失致死伤罪等伤害型犯罪。但是,两国的裁判理由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论证思路:德国有关判例主要是根据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理论认定被告人具有先前行为的“保证人地位”,进而需要对未实施召回的“不作为”承担责任;⑤而日本的有关判例则是从过失犯中的注意义务的角度,论证被告人负有采取召回措施等防止事故进一步发生的业务上的“注意义务”。⑥由此可见,产品召回义务究竟应当从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进行论证,还是过失犯中的注意义务的角度加以理解,也不无疑问。

       其次,如果认为需要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视角解释产品召回义务,那么作为义务的来源(保证人地位的根据)何在?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争议重重,例如,危险物品支配说往往面临这样的质疑:当产品已经进入流通领域乃至消费者手中时,是否还能够认定生产者、销售者存在支配?而先前行为说面临的困难是:在单位内部人事变更的情况下,如何妥当地说明继任者的作为义务?

       其实,我国也曾出现对缺陷产品未予召回的案件。在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集团相关负责人在调查得知其婴幼儿系列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情况下,非但没有采取召回措施,反而继续生产、销售问题奶制品。⑦然而,“不召回”的问题在当时并未成为该案的焦点,法院是根据“继续生产、销售”的行为,追究了被告单位及相关人员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责任。尽管如此,问题奶粉导致婴幼儿患病甚至死亡的结果,因证据不足的原因而未能归属给被告人“继续生产、销售”的行为。但是如果能够将“不召回”的相关事实也纳入评价范围,理论上则有可能将部分伤害或死亡结果归属给被告人,这样能够实现更加全面的评价。而且,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所面临的新型产品风险层出不穷,产品责任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近年来,自动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被接连报道,便可以作为一种体现。⑧因此,探讨如何能够从不作为犯的角度追究“不召回缺陷产品”的刑事责任,以及产品召回义务在刑法上的成立根据何在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缺陷产品刑事责任的现有处理模式

       关于缺陷产品刑事责任的问题,结合域内外司法实践及学说观点来看,现有的处理思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即故意的作为犯模式、过失犯模式以及不作为犯模式。

       (一)故意作为犯模式

       所谓故意的作为犯模式,是指以产品的生产、销售等行为作为主要的规制对象。例如,我国《刑法》第3章第1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各个罪名,基本都属于故意的作为犯。进一步地,故意的作为犯模式中还有可能存在“抽象危险犯+结果加重犯”类型的犯罪,例如,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第141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第144条)。这种类型的作为犯,在逻辑上能够将一部分的不召回行为概括地评价在内。

       诚然,故意生产、销售缺陷产品的,完全可以通过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相关犯罪对其进行处罚;过失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对他人生命健康和公共安全造成侵害的,也存在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相关犯罪的空间。尽管相对而言,故意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仍然是我国刑法重点关注的对象,但现代科技在推动产品日新月异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各种新型的未知风险;对于事后发现的产品缺陷,应当由谁来承担消除风险的义务,违反义务者将承担何种责任,终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忽视不召回这一不作为的独立意义,只追究生产、销售行为的责任的话,便可能无法使事实得到充分评价,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会存在疑问:

       第一,缺陷产品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归咎于输出产品的“作为”。在缺陷产品最初的生产、销售阶段,行为人可能并不存在故意或过失,例如,产品投入流通时,依照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但随着产品的实际使用和科技的进步,该缺陷在事后才被发现。如此一来,生产、销售的行为无法成立相应的故意作为犯,不召回的不作为也就无法被一体评价。而无论在生产、销售产品时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在产品缺陷能够被及时发现并得到补救的情况下,法律也不可能对此完全放任不管。尤其是在信息传播更加便利和高效的当今社会,即便是事后才发现已经流通的产品存在缺陷,如果及时采取公告、警示、召回等措施,仍然能够有效地降低或消除缺陷产品所带来的危险,并防止危险进一步演变为实害。

       第二,即便能够认定先前的生产、销售行为存在过失,但发现产品缺陷后的“不作为”的责任程度比过失更重的情况,也并非毫无存在的可能。例如,事后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明知会产生致人死亡的危害结果,仍然隐瞒危险情况不予召回,就他人的死亡结果而言,生产、销售行为的主观责任可能只是过失,而不召回的主观责任则有可能是故意。此时如果仅考虑生产、销售行为的过失责任,会导致评价不够全面。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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