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道义论的内涵及其逻辑进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
政治学研究

内容提要:

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义”与希腊哲学家所说的“正义”有着相同的意义。道义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到了春秋时期,道义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先秦儒家在承袭春秋时期人们的道义观念的基础上,对道义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先秦儒家的道义论体现了思想家对于优良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追求。先秦儒家把道义原则理解为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法则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强调道义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优先性,认为只有符合道义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由于形而上学素养的相对不足,先秦儒家主要通过经验性的历史过程来理解道义原则,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把“道”等同于“先王之道”。先秦儒家试图通过先王来说明道义原则是至高无上的,但却无法在普遍必然性的层面上实现对“道”的理解;同时,也使得儒家政治思想带有了浓重的复古情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魏以后的儒家。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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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义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历代思想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义理念,体现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层面的理解,也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道义”与古希腊苏格拉底哲学的“正义”是意义相同的概念,但在以往的政治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对希腊哲学中的正义理念予以了很多的关注,却很少提及传统儒家的道义论。事实上,先秦儒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比希腊哲学家还要早些。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先秦儒家,在吸收以往的道义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内容完备的道义理念。先秦儒家有关道义问题的认识,从根本上决定了秦汉以后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的发展路向。

       一、道义概念的源流与先秦儒家的理性把握

       中国古代道义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这一观念是伴随着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性的认识而萌生的。从《尚书·洪范》所说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以及西周初年统治者提出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来看,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正当行使权力的问题。到了春秋时期①,如何使社会政治生活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逐渐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其表现就是“道”和“义”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概念。

       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道”与“义”在最初是被当作内容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分别使用的。从《左传》《国语》等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的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解,在这一时期人们的观念中,“道”和“义”都具有规则的含义。关于“道”,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良曾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国大夫子大叔曾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里所说的“地之义”,也是把“义”看作人们应该遵循的规则。

       “道”和“义”被理解为社会生活所应遵循的原则,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价值判断的标准。春秋时期的人们认为,只有符合“道”和“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而违反“道”和“义”的社会生活状态或者个人行为便是“无道”或者“不义”;“无道”“不义”的行为不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人们也相信,“不道”“不义”必将招致不良的社会后果,即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春秋时期人们的观念中,“道”和“义”这两个概念也有细微的差别。在对“道”的理解方面,人们往往把“道”和“天”联系在一起,进而有了“天之道”的观念,如《左传》哀公十一年有“盈必毁,天之道也”;又如《左传》文公十五年记载,鲁国执政大夫季文子曾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这表明,人们在使用“道”的概念时,强调的是“道”的客观必然属性。与“道”的概念相较,“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具有客观必然意义的概念。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解扬曾说:“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把“义”与君主能够“制命”联系在一起,把“信”解为臣下能够“承命”,表明当时人们在是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来理解“义”的概念的。在这里,“义”虽然也是人们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但它所指的是特定人际关系下行为的适当。

       由于“道”和“义”这两个概念的上述差别,当它们被用来说明人们的行为是否正当的时候,也隐含着不尽相同的逻辑。因为“道”是更具客观性的概念,其本身便意味着绝对意义的正当,它既可以用来说明整体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即所谓“天下有道”(《左传》成公十二年),也可以用来说明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行为是否正当,例如称某一国君“有道”或者“无道”。而“义”则不同,因为“义”不是绝对的客观原则和尺度,有关“义”与“不义”的判断,通常都要放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加以解释,如“君义臣行”(《左传》隐公三年)。同时,“义”与“不义”的判断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权衡,如前面引述的:“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又有:“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左传》中“义”与“利”“信”联系在一起的议论多见,这表明,春秋时期的人们在把“义”做为价值判断尺度的时候,主要是出于对行为主体间的适当性的考虑。

       虽然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经对“道”和“义”有了基本的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朴素的道义观念,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人们对“道”和“义”的分别使用和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对道义问题的抽象理解。春秋时期的人们虽然常常用“有道”“无道”“义”“不义”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做出判断,但却很少就“道”和“义”的概念做出解释。由于缺少对概念定义的把握,在这一时期人们的观念里,“道”和“义”还不是普遍意义的道德法则。当先秦儒家开始讨论道义问题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便是这样的思想前提。这决定了先秦儒家一方面要遵循春秋时期人们对“道”和“义”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在更抽象的水平上实现对道义概念的把握。

       沿袭以往人们对于“道”和“义”概念的理解,先秦儒家虽然大多是分别使用“道”和“义”的,但较之以往,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进步,便是他们开始尝试为这两个概念给出自己的定义。关于“道”,《说文》解释:“所行道也”,《说文》为汉儒所作,但其释义却是本于先秦儒家。关于“义”,《礼记·中庸》解释:“义者,宜也”,唐人孔颖达解释说:“宜,谓于事得其宜即是其义,故云‘义者,宜也’”,这一说法符合《中庸》的原意。这是古代中国人最早为“道”和“义”给出的定义。

       在对道义概念的理解方面,先秦儒家更有意义的进步,是他们把客观必然的含义赋予了“义”的概念。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在另一处,孟子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所说的“义”已不仅仅是“适当”,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客观法则的含义,也就是说,符合“义”的行为既是适当的,也是符合客观法则的。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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