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环境规制促进还是抑制技能溢价？

      文章编号：1004-8308(2019)05-0114-11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政府为推进循环经济，出台了诸多环境法规和政策，但由此导致的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可能会使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失业，加剧就业结构矛盾。中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仅为5%，远低于日本的40%和德国的50%①，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增大。环境规制包括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其对企业生产成本的直接影响，改变企业对高、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进而影响技能溢价；在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受到来自公众、媒体和社会团体的压力，开展减排活动和技术创新，这也会影响企业技能劳动力需求，从而影响工资差距。那么，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将对技能溢价产生什么影响？即探究双重环境规制的强度选择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效应是本文研究重点。

      1 文献述评

      正式环境规制主要是指政府部门为改善环境品质而制订相应的规范，通过公权力来制约、减少环境的污染，包括废气废水排放标准的制订、生产技术标准的制订、定点环保监视系统设立、定期或不定期的环保稽查、污染税的征收等。目前探究正式环境规制对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主要分为3类。①一部分学者认为正式环境规制强化会促进就业增长。陈媛媛[1]、赵连阁等[2]分别聚焦于工业行业和省际层面，认为政府对环境的监管对就业具有正面影响效应。BEZDEK等[3]、BERMAN和BUI[4]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②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提升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会导致就业的损失。蒋勇[5]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环境规制、FDI对就业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FDI会产生就业损失。GRAY等[6]通过构建DID模型分别探讨了1990年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对发电厂就业的影响以及集群规则与就业的因果效应，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强化对就业有显著负影响。李钢等[7]研究发现，若强化环境规制，使全部污染物排放达到现行法律标准，就业将损失1.8%。③还有学者认为，正式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娄昌龙和冉茂盛[8]、秦楠等[9]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就业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存在行业差异。目前，聚焦于正式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研究有限。李珊珊[10]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直接作用机制与间接作用机制，在低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高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与就业技能结构呈倒U形关系。张先锋等[11]认为环境规制具有的产业转移效应对高技能劳动力迁出地的就业具有抑制作用，但对高技能劳动力整体就业规模具有促进作用。

      除正式环境规制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PARGALAND和WHEELER[12]认为，非正式环境规制是指当政府对污染企业的环境监管失效时，为了追求更高的环境质量，维护自身权益，社会团体会积极与环境污染企业进行谈判协商，从而对企业污染排放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学术界关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其对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的影响。夏后学等[13]的研究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周海华和王双龙[14]从创新视角出发，研究发现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监管对企业绿色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现有关于技能溢价的文章更多是探讨引起技能溢价的原因。学者们将其归因于贸易自由化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技能劳动力供求的影响[15-16]。KILEY[15]认为技能溢价是由于技术的技能偏向性造成的，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对高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增大，从而形成技能溢价。董直庆等[17]运用双层嵌套型CES生产函数和非线性似不相关方法估计中国技能溢价水平，发现我国技能溢价主要源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还有许多研究聚焦于探讨中国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潘文卿等[18]、宋冬林等[19]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偏向于技能劳动方向发展。张月玲和叶阿忠[20]研究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体现出资本技能双重偏向性特征。余东华和孙婷[21]将环境规制、技能溢价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将技能溢价作为中介变量，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上述针对双重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的研究意义深刻，但存在两个问题。①上述文献中，涉及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其对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的影响，尚未发现深入探讨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关系的研究。由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提高了受规制企业的治污成本，促进了受规制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受到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的影响，势必调整其对高、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影响技能溢价。已有文献忽视对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的讨论，未能全面刻画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②已有文献大多探究环境规制如何作用于就业人数即环境规制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效应，少数探讨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技能溢价影响的研究也只考虑正式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创新补偿效应而忽视其成本效应，但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对技能溢价的影响程度不同，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作用强度可能呈现阶段性特征，目前，缺乏将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门槛作用效应的文献。综上，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①不同于现有文献仅关注环境规制对就业数量、就业结构的影响，考虑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升级引致的技能溢价问题，将研究视角扩展至双重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②将双重环境规制创新性地纳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通过构建Dixit-Stiglitz模型将双重环境规制纳入技能溢价的影响因素中，对双重环境规制通过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影响技能溢价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验证双重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门槛作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