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与“无为”：走向一种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

      [中图分类号]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5-0070-08

      2016年3月15日，谷歌公司研造的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围棋(AlphaGo，又译阿尔法狗)以4：1的绝对优势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Lee Se-dol)。这场引人瞩目的人机大战瞬间卷起一阵科技风暴，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AI)的密切关注。随后，2017年5月27日，中国顶尖围棋选手柯洁又以0：3败给了阿尔法狗。其实早在20年前，人工智能在国际象棋领域就已经击败了世界冠军。相对于国际象棋的计算来说，围棋走位的可能性更为复杂，其计算是3的361次幂，也就是1的后面要加768个0，所以围棋不可能在原有的方法论上通过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来完成[1]。就在阿尔法狗胜利前几个月，当被问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让一台电脑击败一流的围棋选手时，专家们的回答是大约要等10年。因此在围棋界对于人工智能能否战胜人类普遍持不乐观预期的背景下，阿尔法狗的表现可谓颠覆了大众的认知。阿尔法狗的深度神经网络绕过了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这一壁垒，它采用和人脑一样的工作方式，直观判断最合理的下一步。在如此复杂的围棋规则面前，人工智能具有与人类相似的思维模式和高质量的落子判断能力是极为不易的。人工智能的颠覆性表现使得人类长期以来自封的“万物的尺度”之荣耀及生物链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得不开始反思宇宙中自身所处的位置。面对人工智能的“失控”式发展和未来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出现的可能性，人们不禁产生了担心被机器奴役甚至毁灭的恐惧。人类应该把权力牢牢攥在手中继续掌控机器他者，还是选择另外一种权力让渡的共进模式来实现“无为”而治的智慧？这值得一番哲学层面的研究和思索。

      一、“失控”对传统二元人机观的冲击

      从后现代的文化视阈下来看，人工智能的胜利挑战了人类自封的中心和主体地位，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变革力量，其发展趋势必将指向后人类主义时代，未来具有人类智慧乃至情感的类人机器人的出现将继续模糊人机关系，呈现“失控”式发展模式。美国《连线》(Wired)杂志的创始主编、网络文化(cyberculture)的发言人、观察者和预言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早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Out of Control：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一书中便预言道，将生物智慧释放到人造机器之中后，他们将很快获得自治力、适应力及创造力，也随之失去人类的控制，人类将不再完全拥有自己最得意的创造物[2](4)。以阿尔法狗为例，阿尔法狗之所以有着强大的应变能力和处理能力依靠的是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蒙特卡洛树搜索(Monte Carlo Tree Search)[3]。深度学习是指通过合适的矩阵数量，将多层组织链接一起形成神经网络“大脑”进行精准复杂的处理。强化学习则是通过不断反复试验，将变化无常的动态情况与对应动作相匹配。蒙特卡洛树搜索则是一种基于蒙特卡洛算法(Monte Carlo method)的启发式搜索技术。阿尔法狗通过上百万盘的棋盘对战来获取经验教训，并通过多次高强度对战不断优化了策略判断能力，因此它能够变得越来越足智多谋。其经验丰富的人类对手也无法预测它的下一步落子会是怎样的路数。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人机关系在技术层面的探讨大都聚焦于人机互动、完善机器设计以便增强人对机器的信任、人机合作机制的构建及推进对人工智能的整合应用等，而人工智能在工业、医学、法律、新闻、艺术、文学等领域的突破式进展也捷报频传，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技术使得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获得自主的发展，其举动愈来愈难以被预测。可见，目前机器发展的确是在沿着凯文·凯利所预言的呈指数式发展，并将逐渐超越人类所能掌控的范围。

      人工智能如果正确应用到人类自身能力受限的领域将会不断促进世界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机器表现出的超越人类的能力也引发了人们的恐慌，有关机器与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科幻电影不断上演，如《机器人战争》(Transmorphers：Fall of Man)、《环太平洋》(Pacific Rim)、《终结者》(The Terminator)等，都表达了人们对于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担忧和警惕。

      面对人工智能的“失控”式发展，人类应该恐惧吗？借助解构主义的视角，可以看到人类对人工智能之所以产生恐惧的原因是担心自身丧失主宰世界的中心地位，畏惧被机器掌控甚至奴役、毁灭的命运。解构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这位解构主义的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本体论，对传统的不容置疑的教条、权威、形式及概念等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传统或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大加责难。逻各斯(logos)即真理的声音或上帝之言，是不可质疑的中心和最高等级的形而上存在，因此它暗含了语言(真理)的在场，而语言持有者的身份使得人类得以自封为认知主体，并借助语言人为建构起来一套等级秩序或中心来解释外界现实。世间万物的名字以及各种概念都是人类通过语言构建的，人类因而将自身的存在与真理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德里达将任何依赖于绝对牢靠的基础、高于一切的原则和等级结构森严的思想体系统统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以真/假、实在/虚构、客观/主观等无数二元对立来建构起来的，前者为占据中心地位并具有优先等级的逻各斯，后者为前者的派生或否定，是低一级的存在。作为人类语言的构造物，此种种对立在西方哲学史中长期存在，具有抹杀系统差异性的潜在力量。德里达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主张解构等级秩序、内在中心的存在[4](351-370)。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普遍的规律、超验的意义和绝对的精神，并借助延异、差异、补充、撒播等概念通过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否定了逻各斯的存在，揭露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等级结构中的内在矛盾，从而消解二元对立的合理性，进而颠覆它。人工智能的胜利挑战了长期以来人类自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机器这个一直以来被人类封为工具性的、第二位的存在展示出了超越第一位的存在—人类—的智慧，冲击了旧有的等级结构。因此，人们不仅在智力层面感受到了机器的挑战，也被迫开始重新思考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囿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人群更是陷入了担心自身地位难保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