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区与全球化：介于人类学、认识论和伦理学之间

       在一个不断变化且往往像世界体系一样运行的世界中，沿着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的传统坚持文化区进路，或者如塞缪尔·亨廷顿一样，将世界看作相互冲突的大型同质文化阵营组成的整体，①这些是否仍有意义呢?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前，应该研究一下文化区这个概念的历史，之后再思考文化区的科学进路。

       人文社会科学中“文化区”的问题出现于几条演进路线的交汇点，这几条路线可归结为三种思想观念：古时文明与野蛮的对比；19世纪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发展；最后在认识论层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相互联系和跨学科进路的发展。用一个比“学科”更中性的术语来说，这既是一种集体文化认同的演进，也是认识论框架的演变。认识和了解自己的目标虽然相似，但却会导致相反的方法。文化认同过程从特殊性中获得其存在的理由，而社会科学学科假定人类现象是普遍的，因而文化差异赋予比较方法以合理性。

       区域研究的黄金时代是去殖民化时期，当时殖民大国意识到认真对待文化和身份上新近要求获得尊严的地区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期刊《国际社会科学通讯》1952年出版了一辑，向法语国家的受众介绍了“区域研究”这一新领域的出现，参考文献中简要地按地区列出了1939-1952年间的出版物；让-巴普蒂斯特·迪罗塞勒为该辑撰写了第一篇文章：“区域研究：方法问题”。

       事实上，区域研究是以学科比较进路的名义出现在学术景观中的，并作为从属而在学科中取得合法地位。在政治学的背景下，《比较区域研究》(2018)这部集体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构想比较区域研究的目标不能脱离普遍规律的范畴。

       根据不同的学科或进路(按学科划分、从教育培训的角度，或决策人视角)，文化区的前提是不同的，这一点从不同的术语中就能看出：地理文化区、人类区域、文化区?区或地区?抑或大地区?但区域研究/地缘政治区/文化区的一词多义现象不仅是术语问题：它揭示了一种现象的复杂性，这种现象与文化一样古老。

       文化区概念的人类学

       让我们从概念的人类学开始：区域研究在出现之时，或者说在这个阶段必然是文化区，是文化排他性这种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集体认知的一部分，即在我们和他人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对立。

       在古代，希腊人将缺乏文明的蛮族置于(希腊)文明的对立面，前者被看作是缺乏文化的。这种领土性的对立塑造了空间——它规定了与边界以内相区分的特点，分寸支配边界之内，而在边缘地带，是过度、令人惊奇以及无序之地，这些地点将随着人们远离世界中心而不断增加。这种对有结构之物和无形之物的区分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平滑空间(le strié)与条纹空间(le lisse)很接近，在西方观念中这种区分似乎非常普遍。

       这种区分看似是民族和空间上的，但它同时与社会中的性别和阶级区分相关：女性、外国侨民、奴隶被认为不能接触文化。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正是如此，它因代表着文明的成就而自豪，即使公民生活的精致化是通过将女性、外国侨民和奴隶边缘化而实现的。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是野蛮人，他们的表达方式无法理解，可能是原始的。传统上，这些野蛮人就是我们之后研究的文化区中的人。

       一个复杂的问题随着罗马人的到来而出现：军事控制不一定代表文化，文化可以转移到另一个民族。事实上，正如诗人贺拉斯在一句著名的诗句中所指出，被俘的希腊俘获了其野蛮的征服者，并将诸艺引入了未开化的拉丁地区——如果说罗马有能力在军事上征服希腊，它在文化上则不那么先进，但罗马能够整合被征服者的高级文化。②因此，文化和权力的中心可以转移：“皇权过渡”(translatio imperii)模式在西方的集体无意识中建立起来，并在帝国的目的论(“帝国的历程”)的意识形态中持久存在，它假定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民族代表文明的中心，文明向西的发展过程大致体现了这一继承性。显然，在19世纪或至少在20世纪，文明中心的角色落在了美国身上。早在1726年，英国诗人乔治·贝克莱在其“论在美国传播艺术与学问的前景”中认为，可以宣布大西洋彼岸的文化帝国就是这种重新聚焦的来临。这种关于文明兴衰的观点使大西洋两岸的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想象着迷。

       如果文明中心与野蛮周边的空间区分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它不能代表整个二分法。在《千高原》中，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瓜塔里在题为“根茎”的引言中就思考了东西方思想间的对立，西方思想以树木形象为标志(谱系，既是血统的表现，也是编年、权力和物种结构的象征)，而东方在思想模式中更偏向根茎的样式，通过不间断的接近与分裂产生克隆体。接下来，德勒兹和瓜塔里开始思考美国，并认为尽管有欧洲的影响，那里的空间是一个“美国的根茎”(1980：29)。在美国的地图上，“美国颠倒了方向：它将它的东部放到了西部，仿佛地球在美国正好变成了圆形：它的西部正是东部的边缘地带”(出处同上)。

       通过将文化冲突空间系统化，美国又重新将其领地化了：根据美国边疆神话，移民吞并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殖民地的边界不断拓展。历史学家克劳迪奥·桑特为他的新书《革命的西部：1776年的不寻常历史》中加了一幅地图，决定展现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无情蚕食的过程。③虽然从19世纪开始，边疆的概念开始在欧洲流行，取代了古时依靠封建、习俗、联盟和王室联姻而建立的一系列效忠关系，但它远不符合平原印第安人的经历，他们对领土的占领更加分散，并随季节而变化。佩卡·海迈莱宁打破了传统观念，即在欧美人的想象中，美国的空间就像一块白板，除了季节更替外没有时间性。面对殖民扩张时，原住民社会(以及他们的领土)无法避免地退缩，但阿帕切人和科曼奇人向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的扩张挑战了这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