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G270 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基石，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自立于学科之林，从横向来看，档案学要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不可取代性；从纵向来看，中国的档案学要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档案学，具有自己的特征。现代中国档案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书改革运动”，之后，“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档案学历经迷惘期、摸索期、基本成型期、回落期等阶段……奠定了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1]。也就是说，中国档案学在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建构后，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然而，仍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第一，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基本“概念类”问题反复研究，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意见，达不成统一，“在严格意义上他们的研究都处于教材式的‘说明’阶段，是在进行一种有关档案的启蒙”[2]。第二，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过度重视“研究”西方档案学，热衷对西方档案学的介绍，许多“引进”的概念不符合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实际[3]。第三，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原创的理论[4]。第四，受计算机技术的冲击和国外新理论的影响，中国档案学研究不时挂靠时新名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档案学自身理论的研究[5]。第五，中国部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善于“文献查找”和“名词创新”，缺乏具体的档案管理工作经验，理论研究脱离中国档案管理工作实际[6]。 “中国档案学是在不断启蒙中前赴后继还是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选择的权力就在档案学论者手中”[7]，因此，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如果想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中国档案学人自身的追求和努力。中国档案学在中国档案学人、中国档案学史和中国档案学论三个方面都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性，当代中国档案学人需从中国档案学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厘清中国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独特性，牢牢把守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阵地[8]，发挥中国档案学应有的学科作用。 1 中国档案学的两个历史时期 中国现代档案学形成和建立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期被中国档案学界称为“民国档案学”或者是“旧档案学”；第二个历史时期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时期，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被确立。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档案学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是却无法割裂，它们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档案学，是当代中国档案学的历史背景。 1.1 “民国档案学”时期 “民国档案学”时期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理论的萌芽和形成时期，关于“民国档案学”，当代档案学研究者已经发表了一些相关论著，对于“民国档案学”的研究，由点到面，均有覆盖，有从总体上论述“民国档案学”发展概况的，也有专门研究民国时期具体档案学人思想的，其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当代的研究者对于“民国档案学”研究投入了一定的研究热情，不仅如此，海峡两岸的研究者也就“民国档案学”问题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学术互动。 “民国档案学”时期是中国档案学发展阶段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时期，它处在战乱频发的年代，对“民国档案学”研究进行提炼，笔者认为在“民国档案学”阶段，中国档案学呈现出6个特征。 第一，民国档案学人学术背景深厚。档案学人不等同于档案工作者，“只有进行档案学术研究活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的人，才是档案学人”[9]。民国时期，留下档案学著述的档案学研究者不多，影响较大的是民国档案学13本经典著作的12位作者，以及部分在《行政效率》杂志上发表档案学术论文的学者。民国档案学人中不乏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研究者，即使是没有出国学习，例如周连宽，他也具有一定的西式教育背景，周连宽的养父是美国华侨，中学阶段在香港读书；并且周连宽在文华大学念书期间，师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的先驱Mary Elizabeth Wood女士，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他可以流畅地进行英文阅读[10]。由此可见，民国档案学术群体是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的，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完整的档案学本科、硕士、博士培养体系，但实际上，他们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治学和西式先进教育思想的熏陶，广泛阅读中英文文献，学术研究功力深厚，令许多当代的学术研究者望尘莫及。民国档案学研究群体人数很少，能称之为“档案学人”的更是凤毛麟角，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民国档案学人群体的学术背景不容小觑，他们留下的档案学术著作堪称经典，意义非凡。 第二，民国档案学是应运而生的。民国时期，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文档管理工作混乱，需要改革，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发起了“文书档案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对行政效率的提高收效甚微，并且在中国历史学界，也鲜有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和总结。但是，“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是中国档案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的开展为中国现代档案学的诞生和形成提供了“温床”，其中“文书档案连锁法”的开创和实施对于中国档案学术来说，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重大。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档案学诞生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应运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