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G270 1 引言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档案界出现的“叙事转向”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档案叙事是指档案形成者出于特定目的，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对社会发展脉络进行选择与记录，再现特定时空中的事件，从而呈现给特定主体的过程。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档案叙事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研究内容聚焦档案叙事的应用，对于档案叙事自身体系的发展及价值的讨论略显不足。 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欧美国家开始兴起的社群建档运动，成为后现代范式下档案学关注的热点话题，也为档案叙事研究提供独特视角。社群特指那些因为某些特征、行为和价值观念而聚集在一起，从而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一种方式[1]。按照英国学者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等人的理论，社群档案(Community Archives)指“具有共同身份特征的特定社群成员所形成的、记录社群历史的文件集合”[2]。按照视角主义的观点，不存在包含一切、解释一切的绝对真理[3]。本文将社群建档运动作为研究视角引入档案叙事研究，其合理性具体表现为：第一，社群建档运动作为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档案学理论的“古今之变”，有利于印证档案叙事的历史性变化。第二，社群建档植根于社会环境的发展，进一步印证档案叙事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密切关联。随着社会成熟度逐渐增强，社群档案价值形态逐渐转化[4]。可见，社群档案的发展无法脱离与社会要素的交互，这本质上与档案叙事的基本运行逻辑是共振的。第三，社群建档运动存在一套完整的价值预设，其目的性增强了建档行为的可叙述性，有利于档案叙事的体系化建构。 因此，本文重点探讨档案叙事的自身建构，基于视角主义观点，以近几十年来逐渐发展的社群建档运动为切入点，探讨社群视域下档案叙事的价值演变及档案叙事体系的突破。 2 社群视角下档案叙事价值判断标准的转变 档案叙事的内在逻辑之一是引入价值判断，即从优劣好坏的角度进行判断。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进行这一判断很难在绝对客观的前提下进行。也就是说，档案叙事的价值判断需选取特定立场，从怎样做更有价值的角度决定行为方式。在社群视角下，档案价值的预设逻辑发生变化，象征着价值判断标准的转变。 2.1 由公域转向私域 公域一词，一指国家，另一指市民社会。本文对公域采取后一种理解方式，即公域是指私人通过社会行动形成的公共领域。在长时间内，档案价值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社会治理的凭证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参考，属于国家公共资源体系，这突出了档案在参与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凭证与参考价值。社群档案的叙事领域是以社群独立为基础的隐秘活动界域，是与公域相对而不受公域影响，彼此分化的独立系统，标志着社会的发展。社群档案最根本的价值是记录社群发展，留存社群记忆，强调档案在社群内部的正向引导，而不涉及与其他私域的社会交互。档案叙事从公域向私域的转向，标志着以公共秩序为基础的叙事逻辑逐渐趋向多元，而以政治性活动为中心的领域规制不再必要。由此，叙事视角便出现个人性、私人性趋向。在后现代主义下，以何种方式进行叙事，已成为个人意愿可决定之事，不再以公共秩序为名加以约束。 2.2 由多数转向少数 档案作为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强调维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由此在价值实现层面存在一定短视与不足。而社群建档运动突破了传统档案价值取向的局限，以社群为中心，以实现处于少数与弱势社群成员的利益诉求为主要目标，而不再将社会多数群体与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这一转变体现出档案叙事的价值取向逐渐由多数群体转向少数群体，关注以往不被重视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将视野扩展至“遗忘边缘”，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精神在档案领域的重要体现，有助于实现自由平等与兼容并包的档案价值，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与社会不公。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认为，社会分配活动应致力于改善社会底层处境[5]。档案叙事由多数转向少数的转变，正是差异原则的表征。如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通过收集、整理、利用农民工社群档案，实现倡导对劳动价值的尊重与认可等社会目标[6]，这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想信念的追求。 2.3 由建构转向解构 建构与解构是20世纪兴起的哲学世界观，本文将其引申为社会发展与运行的方式。传统方式下档案通过建构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与运行，档案的凭证价值与参考价值更多体现为对社会结构的认可与支持，在现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以优化。而社群档案与之相反，通过解构的方式促进社会发展，其表现为质疑、打破与重组，通过批判、质疑当前社会运行轨迹，反对事物的同一性、中心性与总体性，用分解的概念打碎重组个体，预防市民社会对于少数族群的压制[7]，是对现有社会发展规律的质疑与反思，体现对于个体的尊重。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人们通过文本与符号认识事物，而传统文本与符号是基于在场的统治写就的[8]。因此，要摆脱固有结构的束缚，从而更为清晰地认识世界。社群视角下的档案叙事，正是基于对于权威的质疑与反叛，以一种个体化、差异化的新结构重塑档案叙述方式。为了抗议美国警察对于有色人种的粗暴执法方式，非裔美国人政策论坛开始通过数字形式记录、还原事实，将大量关于警方暴力行为的公共信息归档，从而抵抗官方记录中相关信息的缺失[9]。 2.4 由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理性理念。工具理性下，人的行动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忽视人的情感需求；价值理性下，人的行动基于无条件的信念，而将结果置于信念之后。既往档案价值立足档案工具属性，强调档案的凭证与参考价值，借助档案实现组织或个人的特定目的，而忽视档案中所包含的情感与精神。社群档案将档案价值重心转向价值理性，通过社群档案建设，社群得以留存社群记忆，构建属于社群自身的精神家园，而忽视这一过程所可能面临的巨大成本、精神倾注与社会压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发展愈发追求精准，在这一目的驱动下人们倾向于通过计算的方式缩短通向目标的距离，而这正是工具理性成为人类社会主流思维方式的主要原因。虽然客观上工具理性促进社会进步，但造成意义的缺失，档案的客观与中立忽视了档案形成者的主观需求。因此，档案叙事向价值理性的转向体现出档案对于意义创造的追求，也使档案与人的联系愈发密切。如英国乡村音乐档案馆是20世纪80年代末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为后代保护乡村音乐遗产，该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是基于非功利性目的而面向精神价值创造的主动行为[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