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大历史事件合流促成了近代中国的巨变。这种巨变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日趋增长的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具体从何而来，又为何会日趋增长？对此，前人已有非常多的研究和解释。但随着新资料的披露和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不少问题可以获得新的推进。 中国智慧历来重视风俗、风气和风教。这些“风”似虚却实，无处不在，影响深入肌理。它们一方面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也会成为时代转折与群体心理变迁的标识。 红色文化正是从1917年开始吹起，之后成为席卷全国的“大风”。这股“大风”标志着全新时代的到来。 有些人对红色文化存在错误印象，总觉得它有点古板。其实，红色文化既不是古板的，亦不是僵化的，它初起时的典型特征就是时尚。 这里的“时尚”不是指一般意义的时髦与群趋，而是指相比当时别的文化，红色文化具有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导的先进性，却又不是曲高和寡的，而是充分符合时代潮流、引领思想走向，进而得以获得许多人的支持、认同与信仰。 当然，红色文化的“时尚”以及“年轻”让马克思主义渐入人心，但只是如此恐怕还无法真正落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实际状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使得红色文化完成扎根。 社会主义“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 1840年后，中国被枪炮、鸦片拖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屡遭侵略，备受屈辱。屈辱触动反思，沉沦激发觉醒。甲午战争后20余年，各种救国思路和实践层出不穷，如变法救国、立宪救国、法政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这些救国思路和实践，为之后红色文化的传播做了铺垫、奏了前曲，是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之历史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思路和实践也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即对那个以帝国主义国家为绝对主导的，以战争、侵略、殖民、掠夺为基本特征的世界秩序没有根本反思，遑论重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由于对这一基本前提的忽略，导致那些救国者再如何强调富强，也仅是少数人的富强，而和中国大多数人无关，甚至要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富强为代价。 如何才能真正救国？如何才能改变旧世界的不公秩序？反思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如，瞿秋白说：“世界人类的文化至欧洲大战而大破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毒症暴露，以后的发展若不改趋向，非走到绝地不止。”这番话表明，列强瓜分世界的厮咬血斗，进一步刺激有识之士在全球大视野里考虑中国问题、厘清中国道路。 当时，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考虑和厘清后找到的答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援引与追求。因为马克思主义天然地具有全球性，也天然地关注大多数人，提供了建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1920年，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双重改造秉持的就是世界主义。它不是旧世界里列强的霸凌主义，而是“四海同胞主义”，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 由此，先进的红色文化不断重塑时代风气，不断促成许多知识分子心理上的转折。在此过程中，对苏联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17年之前，中国人认知的革命模板除了传统的汤武革命，无外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其中，法国革命以其现代性和相对的彻底性尤为具有吸引力，辛亥革命似乎也成为中国版的法国革命。 但革命之后，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国家依然没有地位，社会依然缺少变化，文明依然未得改造。满目的问题让人们心忧如焚，却又毫无头绪。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建立。俄国是列强中的弱国，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劳工农民走到了前台、当上了主人。这一看似不可思议的事实让马克思主义不再停留于纸面，而成为具象的、可模仿的东西，中国道路从此有了合适的选项。 从那时起，“苏联”这一符号不仅成为红色文化的象征，更赢得了当时大多数关注中国命运之人的肯定。比如，傅斯年就说：“一年以来，我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它做引子。”1926年胡适考察苏联后，也不得不承认“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 胡适和傅斯年的政治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很多时候甚至是“激烈地反对”。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苏联的正面评价就更值得注意，充分说明红色文化对当时中国人具有的强大吸引力。 一批批“90后”和“00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先进时尚的红色文化吸引着中国人，其中的主力无疑是当时的年轻一代。 据相关史料统计，截至1923年6月，全国小学生数量为6601802人，中学生数量为182804人，专门学校学生数量为34880人，合计680多万人。这一人群的规模与当时人口总量相比不算大，但相较于此前的学生数字已有突飞猛进的增长。 而且，数字本身只说明“学生世界”的一部分特征，更重要的是数字背后：一批批年轻人从乡村、市镇来到省城、都市，一批批年轻人在学校和城市公共空间里交汇群聚，一批批年轻人在资讯最为流动、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与红色文化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