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十分推尊《周易》，解《易》遵循王弼《易》学的传统，以义理为宗。其《易童子问》即本着切于人事的原则，“取象以明卦”，从分析卦象入手，然后“又以人事言之”，阐明义理，洞悉人情，就事论事，有为而作。他在《易》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排《系辞》，认为《彖辞》《象辞》以外《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皆非圣人之作，其说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超世拔俗，筚路蓝缕之功最为巨大。笔者早岁曾作《欧阳修的〈易〉学》一文①，论及上述内容。本文拾遗补阙，拟讨论欧阳修的象数之学尤其是对于“大衍之数”筮法的认识。从汉至宋，《易》学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一般认为欧阳修属于后者。②事实上，欧阳修不但不废象数，多能取象而究理，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消息等卦变之法尤其是筮法等象数范畴也颇多心得。 欧阳修明确反对宋初之来的图书之学，“河、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③，反对把《周易》神秘化。有关《易》的创制，欧阳修做过科学的分析。他注意到《系辞》和《说卦》中有关八卦起源的说法有四： 其言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图，圣人则之。”又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观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一书而四说，则八卦者果何从而有乎？ 这四种说法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 若曰河图之说信然乎，则是天生神马负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尔，何假庖牺始自作之也？如幽赞生蓍之说，又似八卦直因蓍数而生尔。至于两仪四象，相生而成，则又无待于三说而有卦也。故一说苟胜，则三说可以废也。然孰从而为是乎？④ 以上论说是欧阳修所制策问，等于是提出了有关八卦生成亦即《易》创制的问题。实际上，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辨河图说和伏羲仰观俯察说之抵牾： 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辨，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误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 次及生蓍立卦之说，辨圣人画卦和用蓍以筮的关系，曰： 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则大衍之说是已。⑤ 总之，欧阳修以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两仪生四象’，若此者，非圣人之言”。⑥这些说法都是学《易》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⑦，所以众说淆乱，繁衍丛脞。他进而提出，如果像后儒曲为牵合的那样，伏羲先已作八卦，然后方才用蓍以筮，那么实际上就是《系辞》“大衍之数”章有关筮法的理论。 欧阳修认为，《易》虽为筮占用书，但其卦、爻辞（占辞）是文王所作，“文王遭纣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有虑万世之志，而无所发，以谓卦爻起于奇耦之数，阴阳变易，交错而成文，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可到了后世，《易》却只是用于筮占了。适逢孔子生于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而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之大以为言，盖明非止于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经矣”。也就是说，卦、爻辞体现着文王的心志，蕴含着诸象、诸理，他把卦爻辞视为文王所作，与作为筮占方法的“大衍之数”须区别对待，“夫六爻之文，占辞也（一本下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数，占法也，自（一本自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辞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谓辞者，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其中的“象”和“理”正是学者所宜关注并着意探求的。对于学者而言，去取之间在乎目标和旨趣，“凡欲为君子者，学圣人之言；欲为占者，学大衍之数，惟所择之焉耳”。如果“学者专其辞于筮占，犹见非于孔子，况遗其辞而执其占法，欲以见文王作《易》之意，不亦远乎”？二者相权，他还是以为“大衍，《易》之末也，何必尽心焉（一本无焉字）也”，并不赞同当时“学者莫不尽心焉”的状况。⑧
